蚕是目前唯一被人类完全驯化的脊椎动物，中国是迄今考证最早人工养蚕的国家。蚕文化先后经历了图腾崇拜、神灵崇拜、帝王崇拜，与龙、凤等一样在历史的长河萃取中成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象征。从新石器时期开始，人们先后崇拜石蚕、陶蚕、玉蚕，到秦汉时期盛行金蚕，但其功能有明显的区别。

根据古代典籍记载，从春秋开始就有供奉金蚕或随葬金蚕习俗，至汉代鼎盛，一直沿袭到隋唐，如齐桓公墓、赵婴齐墓、阖闾夫人墓、秦始皇墓、晋大司马桓温女儿墓、虞世南家族墓等均随葬金蚕，分布范围十分广泛。《仙传拾遗》记载：“蚕丛氏自立蜀王，教人蚕桑，作金蚕数千头，每岁之首出金头蚕，以给民一蚕，民所养之蚕必繁孽。罢则归蚕于王。巡境内，所止之处，民则成市。蜀人因其遗事，年年春置蚕市也。”《邺中记》记载：“永嘉末，盗发齐桓公墓，得水银池，金蚕数十箔，珠襦玉匣、缯彩不可胜数。”《三辅决录·三辅故事·三辅旧事》记载：“始皇陵以明珠为日月，人鱼膏为脂烛，金银为凫雁，金蚕三十箔，四门施徼。”《攻媿集》卷七十五记载：“尝见虞世南家墓，历古多族葬，记一墓域有数十冢，在某州县，又记松柏若干株，石羊、石虎、石沙门等若干，又云金蚕若干。蚕乃墓中物，不知何以知其数，殆不可晓。”

但苦于没有实物见证，所以金蚕一直仅存在于史载中，而且越传越神秘、越诡秘，以致于南北朝诗人何逊慨叹“金蚕不可织（识），玉树何时蕋”，直至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地宫鎏金铜蚕、陕西石泉县谭家湾鎏金铜蚕、西安汉代贵族墓葬鎏金铜蚕、四川盐亭县金鸡镇铜蚕及金蚕的出土才见其“端倪”。其中，静志寺塔地宫鎏金铜蚕出土于1969年，汉代，现藏定州博物馆藏，其一长6.1厘米，其二长7.5厘米。铜质，鎏金多脱落。头、胸、腹三部分刻画精致。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，头部器官刻画精细；谭家湾鎏金铜蚕出土于1984年，汉代，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，“铜质，通体鎏金，长 5.6厘米，腹围1.9厘米，胸高1.8厘米，全身共分9个节段，胸脚、腹脚、尾脚全部完整，翘首仰头，像正在吐丝状，体态栩栩如生，活灵活现”（冀东山、梁彦民：《神韵与辉煌：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（青铜器卷）》，三秦出版社，2006年，页214）；西安汉代贵族墓葬鎏金铜蚕出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现藏西北大学博物馆，通长4.9厘米，最大直径约1厘米，重19.5克，作休眠状，造型精致传神，生动逼真。铜蚕首尾共9节，身下有8对胸脚、腹脚和尾脚，末端尾刺平滑，嘴部有十字分界。铜蚕周身呈黑绿色，因年代太过久远，鎏金绝大部分已经脱落，仅从腹部及凹陷处可辨残余的鎏金痕迹；金鸡镇铜蚕和金蚕出土于1995年，一枚为铜质，另一枚为金质。金蚕为纯金制品，长4.5厘米，重7克。

秦汉时期，奉农桑为天下之本的思想进一步强化，劝课农桑成为基本国策，自皇帝至大臣，乃至整个社会无不重视蚕桑业的发展。一是皇帝接二连三地发布诏令，劝课农桑。如“孝文即位，修玄默，动趣农桑，减省租赋”（《汉书·刑法志》）。汉景帝后元二年（前142）下诏：“雕文刻镂，伤农事者也；锦绣纂组，害女红者也。农事伤则饥之本也，女红害则寒之原也。夫饥寒并至，而能亡为非者募矣。联亲耕，后亲桑，以奉宗庙粢盛祭服，为天下先；不受献，减太官，省徭赋，欲天下务农蚕，素有畜积，以备灾害”（《汉书·景帝纪》）。此诏先是阐明了农事和女工的重要性，而后提出王与后“亲耕”与“亲桑”，以及“农，天下之本”的著名论断，目的在于使人们重视农耕与纺织事业。二是大臣们竞相发展农桑，《汉书》中有多处记载，如《食货志》中晁错说：“务民于农桑，薄赋敛，广畜积，以实仓廪，备水旱，故民可得而有也。”三是汉代开始实行丝帛收税和作为货币政策。据记载，西汉中期实行“均输”政策，开始在部分地区以丝绸实物征税；东汉章帝时谷贵，乃封钱以布帛为租；东汉末年，对征收丝绸实物更加重视，建安九年（204)曹操下令：“其收田租亩四升，户出绢二匹，绵二斤而已，他不得擅兴发”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注》），首创了“亩课田租，户调绢绵”的税收政策，为后代王朝沿用。四是丝织品作为对外贸易和出口的重要物资。随着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，中原丝织品西销远至罗马，东销远至朝鲜、日本，成为国际紧俏商品，并且销售量和利润都非常巨大。当时罗马人以穿中国丝绸为荣，上等丝料每磅市值黄金十二两，有时竟与黄金等价。

与之对应，此时期人们逐渐对蚕的认识更加理性化，蚕“屡化如神”的观念淡化，蚕桑逐渐演变成一种经济行为。从现存考古资料来看，这些金属蚕高度写实，且都没有穿戴孔，显然不是佩饰，失去了“礼器”的性质。上海交通大学唐启翠博士结合蜀王蚕丛的传说和“嫁金蚕”的典故，认为“金蚕具有保护促使春蚕繁孳的功能，俨然就是蚕母神的物化”，并且金蚕虽非货币，但“因为丝绸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，特别是有身份地位的富裕人家的必需品，同时还是体现身份和财富的象征，所以随葬金蚕就是幻想让金蚕吐丝不断，织成各种衣物和织品，让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里保持奢华侈靡的生活而已”。